來源: 第一財經日報

時間 : 2014-05-21 05:30

摘要：占美國人口0.5%的大約100萬人，負責美國主要機構運轉，具有巨大的影響力。如果他們自己或是國人都不認為他們屬於某種意義上的精英，那麼他們就不會調整態度來面對真正的現實。

    美國傳統精英的社會地位和特權十分鞏固，安全感強，比較容易發揮公益精神。他們屬於信基督教的白種盎格魯－撒克遜人(White Anglo-Saxon Protestants, WASPs)，在美國社會佔有控制的優勢地位。總統、國務卿、州長、工業钜子、律師界領袖、大學校長等都屬於WASPs階層。他們彼此之間從血緣、家庭、寄宿中學、大學、兄弟會、俱樂部等，組成千絲萬縷的關係網絡。他們不只是享有特權的個人，而是一個階級，美國版的歐洲貴族。偶爾容許少數外人加入，只要他們能夠在衣著、言談行止像WASPs。(猶太人成功的諺語是“思考像德國猶太人，穿著像英國人”。)

    隨著社會階級而來的是特定的價值觀念。WASPs價值並不崇尚知識或是學術能力。血統純正的著名專欄作家約瑟夫·艾爾索普(Joseph Alsop)有一段軼事。坐落在波士頓週邊的格羅頓公學(Groton School)在其最盛之時，是寄宿中學中的頂尖學校，訓練WASPs精英的一流地方。當艾爾索普的母親送他到校晉見傳奇的校長皮博迪牧師(Rev. Peabody)，她向校長說，艾爾索普頗喜歡讀書和思考。校長回答：“我們會讓他把這些習慣很快改掉。”格羅頓公學要培養的不是聰明學生，而是“身強體壯的基督徒”。他們會全力打拼，但是崇尚公平競爭，遵守道德規範，相信公共服務是伴隨權力而來的責任。格羅頓公學的校訓是：“服務即是統治”(to serve is to reign)(拉丁原文為cui servire est regnare)。當然會有許多愚蠢而幸運的廢物因為隸屬WASPs一員，而得到工作、升遷和其他各種特權。但是整體來說，WASPs的領導當權階層身體力行他們教導的公共服務精神——從總統一直到地方政府。

    20世紀以來，美國變得日益開放、多元和包容，WASPs當權者面臨兩難之局。它可以維持權力地位，不讓新進者加入他們的權貴圈內。或是他們可以選擇開放，讓這些非WASPs出身的新秀進來。最後採取的是折中之道。20世紀初葉，美國貴族們變成印度式種姓制度一樣，限制加入俱樂部成員，不接受猶太人申請常春藤名校就讀。但經過一段時間，排斥辦法維持不下去了。部分原因是時代氣氛不允許，部分是資本主義競爭需要不論出身背景，但最能幹的人才。但是說到底，還是WASPs自願打開門戶。上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，幾乎所有新教控制的既得權力建制(establishment)全部對外開放，從而埋下建制毀滅的種子。透過民權運動，開放常春藤名校及華爾街穿白鞋的金融機構，WASPs接受新精英、猶太人、愛爾蘭天主教徒、義大利裔人，到後來是婦女、黑人、西班牙語裔和亞洲人進入權力的走廊。(在角落裡，一些小的男性俱樂部仍然保持族裔排外傳統，但是它們在整體社會已經無足輕重。排外性社團在美國仍然興盛，但是它們的排外標準基於金錢而非血統族裔。)WASPs開放，部分是被逼的，但也是因為他們知道開放是對的。在特權和價值之間，必須選擇時，他們選擇後者。

    美國的新精英群體是一群聰明的大學畢業生。他們比起老的精英，來源更為多樣，講究績效和精力充沛。新精英並非很自覺其精英地位。認真起來，他們甚至會否認自己屬於精英。蓋茨(Bill Gates)成為世界最有錢的人多年之後，似乎還自認只屬於美國中上階層而已。直到最近，當新精英財富和權力實在太大，不能再視而不見，全國人對待他們的看法仍是：一群普通人，只是碰巧擁有很多很多錢而已。但是這種表面形象是不真實的而且有破壞性的。大約有100萬美國人，占全國人口的0.5%，負責美國主要的機構運轉，具有巨大的影響力。此現實對於國家意義深遠。他們擁有的實際權力極大。如果他們自己，或是國人都不認為他們屬於某種意義上的精英，那麼他們和國人都不會調整態度來對應真正的地位。精英不會因為不受注意而減少權勢——實情遠非如此。

    19世紀末，第一次鍍金時代，豪奢和炫耀財富權力與今日絲毫不差。但是那時的富豪，也許是因為宗教，因為清教徒的遺傳而恐懼財富積累的後果。格羅頓公學過去三四十年來的變化很大。直到上世紀70年代前，他們的宿舍只是狹小的方格子，沒有門，沒有天花板，少見舒適設備，連立體音響和電視也沒有。男生早上起床就要排隊使用鐵臉盆洗臉，用冷水沖澡。30年代上格羅頓公學的孩子常由極其富有的家族送來，其成長于僕役成群的豪宅。可是他們卻被送到有著斯巴達式簡陋宿舍的學校來受苦。目的無他，就如新聞記者和歷史學者雷曼(Nicholas Lehman)所寫：“避免他們變成花花公子或是柔弱之人。訓練的目標不是讓他們發財(他們長大以後有錢是確保無虞的，根本不用擔心)。因此希望他們品格高尚和貢獻社會。”

    今天像格羅頓公學、安多夫中學(Andover Academy)以及像哈佛和耶魯等知名大學，教導學生們要能賺錢，至少在事業上要成功。教導學生做好人，對社會有用，會被認為太過侵犯私人領域，價值判斷太強，或是要求太高。一位格羅頓公學的老校友返校之後回憶說：“宿舍外觀差不多。可是裡面有立體音響和電視，以及各種舒適享受，看起來像是華麗的農場。與我們那時相比，我們是有意識不被允許享受，他們是有意識地讓多多享受。”這並不是說格羅頓公學水準已經下降。但是正如外在的社會，他們將重點擺在成就上，較少注意鍛煉品格。

    我們很容易嘲笑盎格魯美國(Anglo-American)式的精英典範，帶著高人一等的文化優越感，崇尚不自私照顧他人的作為。但是它蘊涵了某些價值——公平遊戲規則、正直、自由以及新教的使命感。這些價值塑造社會共同行為的準則。當然，這些規範是人為的、白人文化中心的，以及時常包含虛偽成分。不免常被濫用，實際生活中真正達到理想的不多。但是又怎麼樣呢？歷史學家盧卡奇(John Lukacs)曾經講過：“虛偽是黏合文明的水泥。”規範標準是社會最高的自我期許，而不是反映複雜的現狀。當有權有勢的人承認某些行為規範時，他們等於同意限制自己的權力，而且不論多麼間接，向社會大眾表示這些標準是我們應該全力以赴的。

    最後一個可以證明我們這節篇章的標題的例子來自《泰坦尼克號》(Titanic)的故事 ，說明美國人對精英階層看法的變化。電影中的情節與真正的歷史事實差別很大。特別是影片中當泰坦尼克號即將下沉時，頭等艙的旅客瘋狂地搶著爬上少數救生艇。只有靠著強壯的水手鳴槍示警，才能把慌亂的富豪管制住，讓婦女和小孩登上救生艇。事實與影片完全不同。根據生還者的追述，“婦孺優先”原則在高等艙旅客中幾乎沒有例外地全被遵守。統計數字證實此說無誤。在頭等艙的每一位小孩都生還，144位婦女中只有5位喪生，其中有3位願意隨丈夫而死。相較之下，70%的男性頭等艙旅客喪生。二等艙旅客以當時富有的專業人士為主。80%的婦女被救起，90%的男性淹死。搭乘泰坦尼克號頭等艙的旅客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士，等於當年的世界福布斯富豪排名榜(Forbes 400)。阿斯特(John Jacob Astor)號稱是當時美國最有錢的人。他奮力搶到救生艇旁，讓他的妻子有了座位，然後拒絕給自己爭座位，退後，揮手向太太告別。古根海姆(Benjamin Guggenheim)同樣拒絕接受救生艇座位，把它讓給一位婦女，請這名婦女轉告他在家的妻子：“告訴我太太，我按正直規則遊戲到終點。沒有婦女會因為古根海姆是懦夫而被留在船上。”換言之，當時最有權勢的人遵守不成文的榮譽行為規範——即使遵守意味著必定的死亡。電影製作者更改故事情節是因為一個好的理由：今天沒有人會相信真實的經過。我們已經解除了上層社會人士任何責任意識，而他們非常高興回應降低期待。在現代語境中，他們與我們一樣，都是凡夫俗子。社會如此民主，已經沒有統治的精英階層存在。

    但它是存在的。有權有勢會永遠與我們相隨。我們只能要求他們承認，伴隨著特權，也應該負起責任。社會風氣習俗、專業協會、道德準則、進大學的預備中學、紳士行為規範——這些都是企圖使強者文明有禮。過去美國社會期望這些男女能夠行為高尚、參與公益、服務社會。

    在華盛頓靠近東波托馬克河公園豎立著一個不易忘懷的紀念像，一個手臂伸出如耶穌的雕像，在其基座上刻有文辭：“獻給泰坦尼克號上勇敢的男子們，他們犧牲生命，以挽救婦女和兒童的生命。”它是2.5萬多位美國婦女自願捐獻豎立起來的。當社會領袖做到理想的標準時，他們受到人們景仰。當他們做不到時，那會令人極度失望。